潘建伟院士：在这些方面发力，抢占战略制高点
“按照党和国家对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战略部署，‘十四五’是承上启下实现量子信息科技深化发展、快速突破的关键时期。”2月2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说，在量子通信方面，我国将构建完整的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体系，率先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在金融、政务和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在量子计算方面，将有效解决大尺度量子系统的效率问题，实现数百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研制专用量子模拟机以解决若干经典计算机难以解决的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问题，并为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奠定基础；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将突破与导航、医学检验、科学研究等领域密切相关的量子精密测量关键技术，研制一批重要量子精密测量设备。
为了实现上述“十四五”期间的预期发展目标，在潘建伟看来，量子信息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些最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量子通信关键技术方面，需要突破高速高精度调制和高效低噪声探测、大规模网络交换和管控、长寿命高读出效率量子存储、全天时自由空间量子通信及卫星组网等技术。”他说。量子通信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当前已初步具有实用价值，在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工程化集成与验证等阶段，然后才能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
因此，推动量子通信技术尽早服务于国家信息安全，形成非对称优势，应注重与用户部门的合作，通过进一步的工程化实践，在技术标准制定、与经典通信网络的融合，以及国产化、小型化、低成本的核心器件和设备等与量子通信现实应用密切相关的要素方面形成突破。
在量子计算方面，需要在光子、离子、超导、超冷原子金刚石色心、量子点、拓扑等物理体系中，突破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的长时间保持、多粒子纠缠、超越容错阈值的高精度量子比特操纵等技术。
随着“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实现，我国已成功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是力争造出真正“有用”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即相干操纵数百个量子比特，用于解决若干超级计算机无法胜任的实用问题的量子计算机。同时，鉴于量子计算迅猛的发展态势，也需要相关部门与研究机构合作探索量子计算可能的应用模式以及相关的算法研究等。
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需要突破原子运动和黑体辐射等的精确控制、精密光谱、原子自旋操控和原子冷却以及原子干涉、单光子单电子单原子水平的量子灵敏探测等技术，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一批在国家安全、环境监测、前沿科学、生命健康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价值的量子精密测量设备。
潘建伟说，由于量子精密测量研究往往需要苛刻的实验环境，例如空间精密测量实验所需的微重力环境、时间频率传递所需的长基线干涉仪、超高精度光钟所需的恒温恒湿低震动平台等，难以由单个机构或部门全部实现。因此需要整合方研究资源和创新要素，建立起为量子精密测量研究相关基础研究、技术验证、关键元器件自主研制等提供全链条支撑的科技基础设施。
田刚院士：鼓励发展新型特色研究型大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建议，鼓励发展新型以理工科为主的特色研究型大学，建立教育“特区”，以解决瓶颈性关键科学技术难题。
田刚表示，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密切相连。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成就，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引进和培养专业型的一流人才方面仍有不足。
“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优秀人才都愿意到这来学习，来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薪水，而是觉得在这里对自己的学习研究以及未来事业发展有帮助，我们的高校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需要努力的空间。”田刚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工作多年，每年这些大学都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学者前去求学访问。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新发展阶段，田刚建议，可尝试创新性办学模式，鼓励发展一些新型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强调具有学科特色，而非各个学科方向都很强，这样有利于聚焦科技重大领域，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田刚以有望成为“教育特区”的海南省为例。2018年，国务院将海南全岛设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有了更大改革自主权。近年来，国家和海南省推出“教育新政”，支持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推动教育持续扩大开放。
田刚表示，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和协调下，各地可以发挥特殊地理位置、国家优惠政策、国际合作办学等优势，尝试发展新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更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田刚强调，在建设新型学校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人才的作用，尝试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议国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学校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同时争取社会各方力量，以办好国际合作学校，吸引全球优秀的年轻人到我国求学，以及延揽更多优秀海内外人才参与我国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建设。
王贻芳院士：我们的科技管理过度强调竞争，缺乏稳定支持
“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江苏代表团上发言说。
在王贻芳看来，我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基础科学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
二是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小同行没有话语权。
三是对基础研究的管理未能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管理方式一刀切，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同时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比例较少。
他建议，一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把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2030年提高到15%；
二是“十四五”期间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
三是在“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以适应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准备的特点。
以下是王贻芳代表在江苏代表团上的部分发言实录：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包括我们高能所，我国科技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从整体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特别是在成果的质量和国际影响方面。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很多，也很复杂。我不在这里做全面分析，只提几点个人认识。
一是我们对基础科学重视不够，都希望尽快看到结果，看到效益，看到对GDP的贡献。有时候光口头重视，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比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首次达到6%，与过去的5%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跟国外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差了近2倍。
1883年8月15日，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做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并将文字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
文中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然而，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同样的状况。不过，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获得了欧洲世界的科学，并将它们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像接受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那样理所应当地接过这些科学知识，既不问它们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感激为我们提供这些知识的伟大、无私的人们的恩情。就像天堂之雨一样，纯科学降临到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富裕和强壮”。
140年过去了，美国完全变了，变成在纯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国家，其贡献远远超过了欧洲。美国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们中国的GDP大概很快会实现世界第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纯科学方面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呢？
显然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出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也提出了要在“十四五”期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8%。
这个目标真的很好，让人觉得很振奋。但作为5年发展目标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能不能把2025年达到9%，2030年达到15%作为目标，通过每年提高这个占比大约10%，我们可以用10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到2030年中国的GDP大概率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对科技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占比应该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
第二，我认为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有点过度强调竞争，缺乏稳定支持的匹配。
大家的经费几乎100%来自项目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在项目的5年支持周期内完成任务。这就使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基础软件、基础材料、仪器设备等不够亮眼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短平快项目甚至表面文章盛行。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地毯，上面都展现得漂漂亮亮，但地毯下却有点难看。
另一方面，这种项目竞争体制的经费由科学家直接向国家申请，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科研单位、领域内的科学家共同体（小同行）并没有话语权。单位只有保障的义务，没有资源，没有权力，对项目或方向选择的缺失或对错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责任，对领域发展的好坏也没有责任。
但事实上单位内部的专家最了解自己的领域，有能力把经费投到最关键的地方，比政府选来的大同行专家要专业得多。所以我们现在某个方向发展不好，或者被人卡了脖子，没有人负责。
因此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对我国的科研体制做一些改革，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
具体办法就是依照单位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直接匹配10%的稳定支持经费。一方面单位获得的竞争经费确实部分反映了其竞争力和优秀程度，对其给予10%的经费奖励也很合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会带来新的效益，可以弥补现有竞争体系的弊端。单位要通过自己掌握的稳定支持的资源，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守土有责，开展核心能力建设，完成国家赋予的长期和重大任务，获得中国/本单位在本领域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获得重大成果，确保不发生“卡脖子”问题等。同时要通过管理，对单位进行约束检查和奖惩，避免大锅饭的弊端。
第三，在基础研究中也要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
“数理化天地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特点及设备，应当关注各领域发展中的特殊需求，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平衡各领域投入，争取全面均衡发展。目前我们的管理方式一刀切，都是一种管理方式，既影响投入产出效益，也让我们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要认识到大科学装置是拓展人类感知能力不可逆转的方向，我们的科学研究设备只会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而不会反过来，谁走得早、走得快，谁就会领先。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大科学设施有了长足的发展，“十四五”期间也有很好的规划。但也应该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他们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是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10%，而我国目前只达到5%。如果与美国相比，GDP差近1倍，基础科学投入与GDP占比差2倍，大科学装置投入对基础科学投入占比差1倍，这样我国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比美国就差了超过10倍。
确实，一般来说，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特别是专用装置的规模就只有美欧日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科学史上有影响的重大成果，超过我们的国际同行是很难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某地打算用6亿元建一个天文馆，可我国到目前为止从未花过这么多钱建设用于天文研究的光学望远镜，那么吸引孩子们爱好天文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成绩，另一方面也看到差距。希望能规划在未来的15年内，如何能追上或超过美国的总体水平。大科学装置一般都需要长期准备，10年准备、10年建设是非常正常的。现在不准备，2035年就没有好的项目，赶超美国就是一句空话。
建议“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一定要有一些大的作为，要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迹，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要成为科技大国的旗舰与标志，也要有我们引以为自豪、使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科学中心、科学大家和科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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